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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历史系张金铣教授点注的《元文类》，被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新出版的《元文类》校点本弥补了以前各版本未标点的不足，罗致篇目最全，校勘更加精善，具有极高的资料保存和学术研究价值。

一、《元文类》

《元文类》，元代诗文总集，元代苏天爵编撰。原书名为《国朝文类》，明以后改作《元文类》。成书于顺帝元统二年（1334），收录从元初窝阔台时期至元仁宗延佑时期约80年间的名家诗、文，共800余篇，其中诗300多首,文530多篇，涉及作者多达162人。全书70卷，前8卷为诗赋，后64卷为文，另有目录3卷。全书以体裁为类,分赋、骚体、诗(乐章、四言诗、五言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谥议、行状、墓志铭、墓碑、墓表、神道碑、传等43类。作为集中反映苏氏卓越史学知识和史学才能的代表性著述，《元文类》不仅是有元一代的文献汇编，而且是后人研究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

二、作者苏天爵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人称滋溪先生，元代真定人，即今天的河北正定新城铺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事迹可见《元史》本传。

苏氏出自赵郡栾城，迁徙至真定后渐以儒学而知名，为真定新城铺的大族，苏天爵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学渊博、两代出仕的书香世家和名门望族。年少时即拜安熙（当时大儒刘因的门生）为师，师从安熙学习。延佑元年（1314），苏天爵凭借其父的地位进入国子学。先后拜虞集、吴澄、齐履谦等名儒为师，跟随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在名师的指点下，苏天爵接受了系统完备的儒学教育。这些对其一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进犯江东地区，苏天爵被起用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饶州、信州，因事务繁多，积劳成疾，于当年10月卒于军中，享年59岁。后迁葬于真定新城铺村南。

苏天爵学识广博，且长于记载。对当时文献很熟悉，编辑《国朝文类》70卷，记载了元代的制度和文物。另外还收集碑志、行状传约百篇，辑成《国朝名臣事略》15卷。另著《松厅章疏》5卷、《春风亭笔记》2卷、《史稿》30卷、《治世龟鉴》1卷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其为文长于叙事，平易温厚，成一家之言， 而诗歌尤得古法。有诗稿7卷，《滋溪文稿》30卷。

三、《元文类》校点本之价值

《元文类》现在的通行本为四部丛刊初编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四库文学总集选刊本），这些版本既未标点，篇目多少略有差异，文字亦各有脱漏。特别是四库全书本，对于该书涉及的边疆地区民族、地名、人名和典制等译名进行篡改，直接影响原有篇目内容的理解，对于读者阅读颇为不便。《全元文》和《全元诗》收集《元文类》大部分篇目，但亦有遗漏，且《全元文》并没有将四库馆臣改动的译名恢复。针对上述问题，《元文类》校点本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全书70卷，包括诗文800余篇，因各版本篇目或有不同，作者罗致多种版本篇目，互相补正，使得校点本卷帙最全。

二是广泛采纳众本，以四部丛刊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互相对校，参考互证，挹彼注兹，结合其他版本及国外所藏版本，改正错讹，补其脱文，对清朝四库馆臣妄改的译名，依据至正二年（1342）西湖书院刊本，恢复其面貌，因而，校点本的校勘精善。

三是采用现代标点，使用更为方便。迄今为止，《元文类》各版本均无标点，仅国学基本丛书一律采用黑点以示断句，阅读较为困难，新的校点本弥补了这一不足。

四是增加了前言和校勘记。前言介绍作者及全书内容、体例，分析该书的文献价值及其特点，而校勘记则包含大量的考证和辨析。

四、时人对《元文类》之评价

《元文类》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苏天爵的好友赵汸曾说:“山林晚近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注：“二书”为《国朝文类》和《国朝名臣事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本书云：“是编去取精严，具有体要。自元兴以逮中叶，英华采撷，略备于斯。论者谓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鼎立而三。”将《国朝文类》和《唐文粹》《宋文鉴》作为代表唐、宋、元三个朝代最好的选本。王理在卷首的序中称，该书“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陈旅在作序时也曾特别指出，蒙元立国以来，“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

通过作者的广搜罗、细校勘、精整理，新出版的《元文类》校点本在为元代文学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更加准确无误的文献资料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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