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中国

深切缅怀 · 国之伟人

惊悉恩师吴孟超教授仙逝，不胜哀痛之至。回想自己走过的一生，如果说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麻醉工作中有一定建树，则吴老的影响和教诲，就是一直鼓励我努力前行的巨大动力所在。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吴老对我的提携、鼓励和教导，一幕幕都不断浮现在脑海里……   

一、初识吴孟超 

初识吴孟超，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而是来自文革期间一本非常著名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

小说描写了那个年代几位年轻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自然也少不了家国情怀，男欢女爱。

当年在部队医院当兵的我，为了能看到这本手抄本，是要排队预约的。也就是说，是要到可以看这本书的小圈子里先去打招呼，然后通知你排在哪个晚上看。

知道自己的时间后，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于是到军人服务社（也就是小卖部）买好手电筒和几节电池，等到交接书的那一刻，那个过程，犹如当年地下党的交通员秘密接头。之所以如此，是这类手抄本小说在当时被定性为反党小说，一旦被发现，不仅个人要受到处分，还要追究书的来源，会牵连很多人。所以拿到书后，立马跑回宿舍，一直等到大家都睡了，再躲到被窝里，打开手电筒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地看。

坦率地讲，书的内容已经记不起多少了，唯独吴孟超，一位年轻外科医生的名字，却深深留在了我的心里。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作者对吴孟超医生的描写非常细腻传神，还是在1960年代中期新闻媒体就曾对吴孟超医生打破肝脏禁区的事迹做过宣传，抑或是我那时已开始学习做麻醉工作，对于小说中对吴孟超医生的成就和形象有自然的亲近感，反正到第二天把书传给下一位战友的时候，脑子里近乎一片空白，唯有吴孟超三个字，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二、再识吴孟超 

再识吴孟超，得以遇到我人生中的两位研究生导师。

大概是在1975年还是76年，我们单位已经从原总后勤部管辖转归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五分部管辖。当年的大同，是对抗苏联入侵的最前线，集结了近十万部队。主力就是原属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后来战场起义并改编为解放军的第六十九军，军长为董其武上将。

他的戴政委得了胆道结石，跑到北京301医院看病，虽然他已是军级领导，但北京大官太多，301里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官，于是跑回大同，住到了我们322医院。但他又怕我们这个中心医院水平不行，于是转弯抹角地提出来能否给他到上海请个专家来给他开刀？没想到我们的外科主任正好是从上海长海医院调到大同的，他和吴老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于是经请示领导后，就联系吴老来开刀。吴老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但他也怕基层单位的麻醉不行，就提出来带一位麻醉科主任一起来。于是就带了长海医院的麻醉科主任王景阳教授一起来大同。由于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麻醉了，医院就安排我给王景阳教授做助手。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在院领导安排的招待午餐上，我们院长叫我也参加作陪，坐到主桌上。席间院长就问吴老和王教授：我们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有没有培养前途啊？两位老师都说不错。我们院长就说，既然你们都说好，那就拜托你们帮我们培养个麻醉医生吧。

也是因为这次工作上的安排，使我得以认识了我人生中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麻醉学教授王景阳和外科学教授吴孟超。

1977年，我被派往上海长海医院，进修麻醉一年，不仅麻醉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为数年后报考研究生奠定了基础。

三、三识吴孟超

真正开始认识吴老，是从1986年我报考吴老的外科学博士研究生开始的。

1985年，我们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家一起到淮海路上的大同酒家聚餐。这是个川菜馆，但同学很用心，没什么特别辣的菜，加上我又是大同来的，自然对它又有另外一层感情在，于是酒慢慢就喝高了。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说，今后谁要是再参加考试，谁就是他妈的王八蛋……于是大家就都跟着起哄，王八蛋！王八蛋！可是，等回到学校才知道，有三个女生已经报考了博士研究生。现在有两位已经是院士了。可见先知先觉者永远大有人在。

而我那时的感觉是：我虽然已拿到了硕士学位，已经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我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多少知识，是个典型的没文化的人。于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恶补各方面的知识。

到了1986年，大家都去报考博士研究生，我也去跟导师讲，我也想考博士。可是我导师因为那时还没有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权，所以他说那你去找一下吴老吧，看看他是不是愿意要你。

我找到吴老，他笑呵呵地看着我说，你导师王景阳已经推荐了你，不过现在我也不能确认是否可以招收你。你首先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再就是我要问问中山医院的吴珏教授，看看他是什么意见。

后来我被录取，成为1986级二军大八名博士研究生之一，也是吴老当年录取的两个博士生之一。吴老后来跟我讲，吴珏教授的意见是：这个人底子太差，但他非常刻苦，毕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要了你。

成了吴老的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导师接触，才慢慢明白导师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医的内涵所在。

吴老名满天下，但他对病人和家属，永远是满面春风。

一次，一个部队中层干部来了解他爱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法，出言有些不逊，我很想帮导师顶他几句。可谁知导师一点也不生气，还示意我不要激动。等这位干部满意地走了以后，我随口嘟囔了几句：什么屁大的官儿，还在我们吴老面前摆谱？吴老马上对我说，你说什么？我说刚才这家伙不知深浅，级别还没有我高，凭什么敢在吴老您面前张牙舞爪？吴老耐心地告诫我，你要记住，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做人的工作的，是为病人服务的。你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吗？不要说他是一个部队干部，就是普通士兵，农村来的老百姓，你也永远要牢记自己的身份，你是为他们服务的人，而不是和他们比官大小的人。

这段话让我受益终生。只有真正按吴老说的那样去做，我们才会把世俗的东西抛到一边，才会永远满面春风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吴老虽然对我要求很严格，但他却从来没有对我大发雷霆。即使是我确实做得不好，他也总是循循善诱，微风细雨，点到为止。

比如我为吴老手术做麻醉，那时候麻醉机少，做肝脏手术大多数是选用持续硬膜外麻醉。吴老的习惯是右肋缘下斜切口，必要时加腹部正中切口，然后就用手进腹腔探查。他是用右手贴着膈肌，先在肝脏表面触摸，然后再探查肝脏的尾段，再探查肝门部位。这个手一进去，别人做得麻醉，病人也有点儿反应，但不影响手术。可是我做得硬膜外麻醉，吴老一探查，病人恨不得要从手术台上坐起来。

吴老就说了，你全身麻醉上的很好，怎么硬膜外麻醉老是不灵？你去看看大孟小周（两位麻醉科的老护士），看看她们是怎么做麻醉的？我知道自己打硬膜外麻醉的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就找了个机会，跑到孟教员做麻醉的房间里认真观察她的做法。

这一认真观察，知道自己为什么效果不好了。原来我是严格按照教科书所写的步骤去做的麻醉，而经验丰富的老教员们，却跳出教科书的框框，穿刺点选择高一个椎间隙，麻醉药在注射完实验量后，将剩余的局麻药一次性注入，使得麻醉平面远高于教科书式麻醉的平面，麻醉效果自然很好。以后再给吴老做麻醉，吴老就很满意了。

这件事也使我懂得，即使你读到博士，很多临床方面的问题，也还是要依赖临床经验的积累的。要随时随地注意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

四、四识吴孟超 

落难之时，

与导师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虽然做了吴老的学生，但第一年都是学外语，上半年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学英语，中间得到一个出国到日本留学的名额，下半年再到长春学日语。转过年就以联合培养的名义到日本埼玉医科大学学习一年。回国后顺利通过答辩，拿到博士学位。此后于1990年底和1992年底，两次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教授、主任医师。然后担任麻醉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1994年，院领导调整，从兄弟医院调来一位院长，认定吴老和我都是老院长的红人，所以开始折腾我和吴老。结果把我们两个人的大学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也都取消了。那段时间，我自己很苦闷，就每天晚饭后在医院里围着住院部大楼散步绕圈子。没想到有一天居然碰到了恩师吴老。于是我们就一起散步。此后除了刮风下雨，我们的散步就成了雷打不动的每日必修课。真可谓无话不谈。

印象最深的是几句话。一是说你要谨慎，你现在这个样子，主要是你太能干了，就自我膨胀，目中无人了，别人自然要来修理你。二是我问他，您年纪也渐渐的大了，有没有想过要培养哪个学生做您的接班人呢？吴老一听就笑了，他说小于，你还真是很天真呀，接班人是你考虑的事吗？那是领导考虑的事情。你要记住，你要是有本事，你就做一辈子的科主任；你要是没本事，你就听领导安排。什么接班人不接班人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时光，大概延续了半个多月吧？然后有一天，吴老忽然情绪大好，一路上聊兴大发。然后他说，他已接到通知，第二天学校中层以上干部要有领导接见，问我有没有接到通知？我说没有。他听了后就说，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要振作起来，毕竟你还年轻吗。结果第二天就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到第二军医大学视察，顺便接见全体中层以上干部。

据说领导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你们的班子变动很大呀，这么多人，我现在只认识吴老了。随后和吴老热烈握手。从此以后，吴老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我和吴老的饭后散步也就成了绝响。再以后，我下定决心转业到地方工作，与导师的见面也就越来越少了。直到两年前和老同学王红阳一起，最后一次去探望吴老。

那次吴老虽已卧病在床，但精神和气色还很好，见了我们俩人一起来看他非常高兴，和我们聊了十几分钟吧。我们怕影响吴老休息，就主动告辞了。

谁成想此一别竟成永诀！吴老，您一路走好！做为您的学生，感恩您的教诲，感谢您的信任和提携。学生虽不才，但自信一直是在按您的教导做人做事，也为中国麻醉事业的发展做了一定的努力，没有辜负恩师的培养。安息吧，我最最尊敬的老师……

（作者：于布为 教授）